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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萨满鼓之类型

本主题由 amaraa 于 2008-1-6 20:13 加入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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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中小发表于 2007-12-10 15:41 只看该作者

呼伦贝尔萨满鼓之类型

呼伦贝尔萨满鼓之类型 ——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萨满乐器的地域文化特征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呼伦贝尔，是亚洲中部蒙古高原的组成部分。高高的大兴安岭纵贯呼伦贝尔市中部，北段山地泰加林区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山脊的两侧，西麓缓坡有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东麓低地有宽坦的嫩江西岸河谷平原。这块神奇的土地，繁衍生息着东胡、鲜卑、室韦等古代民族，同时也孕育了神秘的萨满文化。满洲地区是萨满信仰的核心地带，历史上萨满活动十分兴盛，至今仍未绝迹。呼伦贝尔一带是满洲境内的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诸族的聚居之地，这些民族的萨满文化遗迹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学术热点。国外特别是俄国学者对这一区域萨满文化的关注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譬如A·И·马津等对埃文克人（鄂伦春族）萨满祭祀仪式的田野考察；国内对萨满文化的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研究也积累了一定的学术资源，譬如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民族识别与调查和80年代以来人类学者的某些个案考察。如是，萨满文化的研究几乎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专有领地。不过，国内外学术界对萨满文化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大的缺欠，即对萨满文化中的音乐研究十分薄弱；因而，在已有的人类学研究成果中人们还无法在更深层次上看到萨满文化的全貌。这里存在学科理论视角不同以及当时历史条件、研究手段所限的原因，同时，更缺少音乐学专业的直接介入。近十几年来，国内音乐学家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其成果主要体现在满洲族、蒙古族萨满音乐的研究中，而其他少数民族的萨满音乐则较少有人涉足。特别是关于萨满乐器的研究，除了满洲族已有专文或专著外，其他民族的萨满乐器研究成果大多散见在一些综合性的音乐论文之中，尚未形成专题性的的研究。此外，由于田野工作条件所限，农业地区诸民族的萨满乐器得到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而处于林业、牧业地区诸民族的萨满乐器则较少得到深入的开掘。故而，本课题选择呼伦贝尔地区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萨满乐器作为专门研究对象，并根据他们“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聚居特点，运用“以地域为单元作跨民族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考察，旨在以此推进萨满音乐研究向更广阔的范围和纵深的学术层次发展。萨满鼓是满洲原住民诸族萨满祭祀仪式的标志性乐器，以鼓为核心的萨满乐器配置是各民族萨满祭祀仪式的共同规律。因而，本文选择呼伦贝尔一带流传的萨满鼓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自然环境、不同生产方式下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萨满乐器的文化特征。自然与人文环境述略内蒙古自治区的三个少数民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和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全部集中在呼伦贝尔市境。这一地域所流传的萨满鼓，保留了萨满信仰及其祭祀仪式绵延至今的文化基因。一、地理概貌大兴安岭山地、河谷平原低地和呼伦贝尔高原三个较大的地形单元构成了呼伦贝尔市地理的基本面貌。大兴安岭，北起黑龙江、鄂尔古纳河，南止西拉木伦河，东接小兴安岭，南邻科尔沁草原、松辽和松嫩平原。呈北北东——南南西走向的大兴安岭，长约1400公里，海拔在500～1500米。呼伦贝尔市境内的大兴安岭山脉长约700公里，宽约200～450公里，其面积占大兴安岭山脉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其山势纵长横短，北宽南窄；岭西地势高而平缓，岭东地势低而稍陡；是呼伦贝尔高原与松嫩平原的天然分界线，也是鄂尔古纳河与嫩江的分水岭。呼伦贝尔高原，位于大兴安岭西侧。东与东南为中低山丘陵地带，中部为波状起伏的海拉尔台地高平原，向西南方一直延伸到呼伦湖东岸，是构成呼伦贝尔高原的主体，也是蒙古高原的东北部边缘。海拉尔河以北的地势东高西低，为波状起伏的大草原；从最低处的呼伦湖附近越向东越高，逐渐与大兴安岭连成一片。西部属低山丘陵地带，在中蒙毗邻的地区与蒙古高原相连。河谷平原有嫩江西岸河谷平原和鄂尔古纳河上游河谷平原。嫩江平原，为一沿山体延伸的丘陵、谷地和带状平原，位于大兴安岭与松辽平原的过渡地带，西自大兴安岭分水岭呈阶梯状从中山、低山、丘陵下降至松辽平原的西部边缘。地势自东北向西南倾斜，靠近大兴安岭东部有丘陵分布。低山地区河谷与丘陵交错，河流众多，河谷阶地宽坦。鄂尔古纳河上游河谷平原，地势开阔。上连海拉尔河下游低地，下接三河下游的大片沼泽低地，沼泽遍地，牧草繁盛。从植被特征上看，由东向西的大兴安岭森林草原区、山地泰加林（亦称北方森林）区、呼伦贝尔草原区三个较大的不同植被区域，形成了呼伦贝尔市的植物区系。大兴安岭东麓森林草原区，呈森林向草原的过渡型：森林草原地区的草甸草原的草本植物替代了森林的木本植物，位于鄂伦春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阿荣旗等境内。山地泰加林区，是大兴安岭植物区系的主体，山脊的东西两侧逐渐过渡到森林草原和草甸草原地带，大多分布于大兴安岭北段的根河市和南段的牙克石市境内。大兴安岭以西的呼伦贝尔草原区，地跨森林草原、草甸草原和干旱草原三个地带，除了东部地区有少量森林覆盖外，大多为天然牧场，位于鄂温克族自治旗、新巴尔虎旗、陈巴尔虎旗等境内。二、民族概况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这三个民族有着共同的迁徙、征战和生活的经历，鄂温克和鄂伦春族不但语系、语族相同，还同属通古斯语支。历史上，鄂温克族居于贝加尔湖以东和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一带的山林中；鄂伦春族居于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西起石勒喀河，东到库页岛的广阔地区；达斡尔族居于外兴安岭以南精奇里江（今俄境内的吉雅河）河谷与东起牛满江（今俄境内的布列亚河），西至石勒喀河的黑龙江北岸河谷地带。国初，这些边疆少数民族备受沙俄殖民者的侵扰。刚刚摆脱明国殖民统治取得独立的代清政府无力顾及边疆事务，为避侵扰采取了移民政策，将达斡尔族南迁至嫩江流域，鄂温克族南迁至嫩江各支流和呼伦贝尔一带，鄂伦春族南迁至大小兴安岭一带。满洲文献中的“索伦”人，即包括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这三个少数民族。 鄂温克族现有人口为 26 315。[ii] 历史上异地而住的鄂温克族居民，曾分别被称为“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等，1957年统一民族名称为鄂温克。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布特哈旗、阿荣旗、根河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等地。鄂温克语，属阿尔泰语系满洲-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分海拉尔、陈巴尔虎、敖鲁古雅三个方言。无文字，现在牧区一般通用蒙古语、蒙古文，农业区和靠山区通用汉语、汉文。鄂温克的祖先原住在贝加尔湖以东和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一带的山林中，从事渔猎生产和饲养驯鹿。后来，他们向东发展，其中一支来到黑龙江中游雅克萨（今俄境内的阿尔巴津）一带。满洲文献中的“索伦部”，广义包括达斡尔族、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专指则是鄂温克族。此外，称为“索伦别部”的“喀穆尼堪”，也指鄂温克族的一支。在沙俄殖民者入侵黑龙江流域以前，上述各部的鄂温克居民都已加入到淑勒昆都伦汗(清太祖)与博格达彻辰汗(清太宗)的大汗政权。17世纪中叶后，由于沙俄的侵略，国朝将鄂温克族与鄂伦春、达斡尔人迁到大兴安岭嫩江流域。雍正九年（1731）将5个围猎场的鄂温克壮丁按住地规定旗色，编成八旗。次年，国朝从布特哈地区抽调 1600多名鄂温克族兵丁，携带家属迁至呼伦贝尔草原驻守边防。其后代即现在居于鄂温克族自治县的鄂温克族。聚居于鄂温克族自治旗和陈巴尔虎旗的鄂温克族占本族人口的半数以上，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住蒙古包，过游牧生活。而居住在额尔古纳左旗（现根河市）的极少数鄂温克人解放前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族公社阶段。 鄂伦春族 现有人口为6 965，[iii] 聚居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接壤的大小兴安岭中，即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布特哈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及黑龙江省呼玛、逊克、爱辉、嘉苗等县。鄂伦春语，属阿尔泰语系满洲一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无文字。康熙三十年（1691）。国朝把鄂伦春族分成“摩凌阿”与“雅发罕”两部分，归布特哈总管衙门管辖。“摩凌阿鄂伦春”为骑马鄂伦春之意，加入八旗组织，南征北战。“雅发罕鄂伦春”意为步行的鄂伦春，指失去驯鹿尚未得到马匹仍在游猎的鄂伦春族。国代，南迁至大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人分别在五个地域中游猎：呼玛河及附近地区的鄂伦春人自称“库玛尔千”；逊河、沾河、乌云河、嘉荫河及附近地区的鄂伦春人自称“毕拉尔千”；阿里河及附近地区的鄂伦春人自称“阿里千”；多布库尔河及附近的鄂伦春人自称“多布库尔千”；托河及附近地区的鄂伦春人自称“托河千”。国朝据此将鄂伦春人分设为库玛尔、毕拉尔、阿力、多布库尔、托河5路，路下分8佐，每佐设鄂伦春族佐领1人。每年清廷派“安达”进山一次，征取贡貂。 达斡尔族 现有人口为 121 357，[iv]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布特哈旗、阿荣旗及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和富拉尔基区、黑河市、龙江县、富裕县、嫩江县、爱辉县等，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县。达斡尔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无文字，主要使用汉文，少数人兼用满洲文、蒙古文和哈萨克文。达斡尔语分为布特哈、齐齐哈尔、海拉尔、新疆4种方言，布特哈方言分布在嫩江上游两岸地区，即今内蒙古自治区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族自治旗及黑龙江省讷河市、甘南县、嫩江县、黑河市等地，是分布地域最广，操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达斡尔族方言。达斡尔族分布区域，是17世纪中叶以后形成的。在此以前，达斡尔人分布在西起贝加尔湖，东至精奇里江河谷，北至外兴安岭，南达黑龙江南岸广大地区。代清崇德初年，达斡尔族傲拉氏的呼力尔肯率部众迁至嫩江中、上游两岸，始建村屯。17世纪中叶，沙皇俄国对我国黑龙江流域不断侵扰，国朝集中精力进行统一战争，无力顾及入侵的沙俄殖民者，将黑龙江北岸的达斡尔与鄂温克、鄂伦春等族陆续从江北南迁至嫩江流域，把达斡尔族居民编为杜博浅、莫尔丁、讷莫尔3个“扎兰”，由理藩院管辖。雍正九年（1731），国朝又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接姓氏编为布特哈八旗，设副都统衔总管管辖，其中达斡尔原来的3个“扎兰”，分别编为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达斡尔族是较早进入农耕经济的一个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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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鼓的基本形制及其文化类型沿大兴安岭山脉，北段的高山森林地带、西段的缓坡草原地带和东南森林与草原过渡地带以及南麓缓坡与嫩江平原相接的河谷地带，呈交错状态分布着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与自然环境相适应，林业、牧业和农业是其主要的生产方式。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所致，北部，在游猎经济环境下形成了山林型的萨满鼓；西部，在游牧经济环境下形成了草原型萨满鼓；东、南部的萨满鼓，呈混合形态。抓持型的单面鼓是呼伦贝尔地区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萨满祭祀仪式的标志性乐器，鄂温克族称“温图”、鄂伦春族称“温图文”、达斡尔族称“翁土尔”，一般形象地通称为“抓鼓”。一、敖鲁古雅萨满鼓敖鲁古雅，鄂温克语“杨树茂盛”之意，位于大兴安岭北麓额尔古纳河支流激流河（又名贝尔茨河）与敖鲁古雅河的交汇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地处大兴安岭北麓的森林腹地，人烟稀少而苔藓、石蕊丰富，是鄂温克人游猎和饲养驯鹿的理想之地。驯鹿负重百余斤，曾是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唯一的交通工具；渴了吃雪，饿了扒鲜苔、蘑菇、嫩树条而食；登山疾速，在草木丛生的泥泞之路上如履平地；日常不需要搭棚盖圈，只要喂点盐什么也不要管，需要时以木击树便闻声而来。这里，享有“驯鹿之乡”之美誉。现在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村口，矗立着一座昂首向天的驯鹿塑像。敖鲁古雅至今仍有几户保有狩猎生产方式的鄂温克猎民，在出猎季节出没于深山密林之中。鄂温克族曾有“雅库特”之称，历史上，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与边境地区的俄国商人有过较为频繁的贸易往来，以猎物换取枪支、弹药和日常生活用品。由于地处大兴安岭泰加林区，所以，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生产方式体现出林区游猎经济特点。敖鲁古雅一带林区的温图，鼓身庞大，为“上圆下尖”的蛋卵形；鼓面蒙以驯鹿皮；鼓背中央设有十字形的煅铁抓手，鼓面绘有图案；鼓槌十分讲究，一面粘贴兽皮，一面刻有图案。这种形制的鄂温克温图，保留了早期西伯利亚雅库特萨满鼓的原始特征。黑龙江民族博物馆收藏了一面敖鲁古雅鄂温克萨满鼓。这面温图，据说是根河市敖鲁古雅已故鄂温克女萨满纽拉使用的神鼓：“是用优质木料揻成鸭蛋形鼓圈，用驯鹿皮糊单面鼓，握手在鼓背。用木头刻制鼓槌，槌背刻花纹图案，槌面粘带毛的兽腿皮，击鼓时不易损伤鼓面。”[v] 以下是黑龙江民族博物馆所藏敖鲁古雅鄂温克萨满鼓实测的数据：[vi] 鼓形：上圆下尖的蛋卵形。鼓面：驯鹿皮，绘有红黄颜色相间的抽象图案。按鼓面的最宽处测量，水平直径为35厘米，垂直直径为51厘米。鼓圈：木制，宽度为12厘米。居中凿有8个1cm×10cm的“燕尾槽”，沿鼓圈木框等距排列。十分有趣的是，这种萨满鼓的鼓圈木框上内嵌10个大小不一木块，上下左右对称排列，其外由鼓皮裹住，呈乳状而隆起。抓手：铁条煅制，十字形。横梁为2cm×20cm厘米，左右两端钻有圆形小孔”；纵梁为2cm×22cm厘米，上下两端钻有圆形小孔；圆孔用于拴结铁丝制作的“鼓绳”，并将煅铁抓手联接到鼓圈上。纵横交叉的中央部位有一菱形小孔。鼓槌：木制，粘贴带毛驯鹿皮。长度为34厘米，宽度为2.5～6cm厘米，厚度为3厘米。鼓槌背面刻有鄂温克族流行的图案以为装饰，并使用颜料描绘之。鼓槌的背面还镶嵌5组圆形小铁环，每组2个，等距排列，总共有10个；铁环的直径为1.5厘米。引人注目的是，长期居于深山密林中过着原始狩猎生活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生产力水平并不发达；但其萨满鼓的制作材料除了木、皮以外竟然还有煅铁金属部件，应该不是“自产”，而是通过与外界其他相邻民族的“贸易”交换而取得的。由此可见，即使是当年雅库特鄂温克人的劳动生活也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与世隔绝。同时，铁金属在鄂温克族的生活中应属贵重之物，将其应用在萨满鼓的制作上，体现了萨满祭祀仪式在鄂温克人生产、生活中十分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据人类学研究，鄂温克族的先人主要分布在贝加尔湖周围及以东地区直至黑龙江中游以北地区。敖鲁古雅一带的鄂温克人是三百多年前由贝加尔湖西北的勒拿河一带迁徙到额尔古纳河流域的。[vii] 史称“喀木尼堪”或“索伦别部”，即今之“使鹿鄂温克人”。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满洲的领土，自《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1689）签订后，额尔古纳河才成为代清与俄两国的天然界河。从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迁徙历史以及呼伦贝尔地区流传的萨满鼓的比较结果来看，“山林型”的鄂温克族萨满鼓应该是由他们的祖居之地带到大兴安岭北麓并流传下来的。二、巴彦托海萨满鼓巴彦托海，蒙古语“富饶的河套”之意，地处大兴安岭西麓缓坡呼伦贝尔草原地带，因座落在伊敏河河湾处而得名，是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政府的所在地。该旗是个多民族聚居区，巴彦托海是鄂温克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这一带居于呼伦贝尔草原区中心，地跨森林草原、草甸草原和干旱草原三个地带，除了东部地区有少量的森林覆盖外，大多为天然牧场，故其生产方式主要体现出牧区游牧经济的特点。 1．鄂温克族的温图鄂温克族萨满鼓称“温图”，汉译“神鼓”。流行于呼伦贝尔巴彦托海一带牧区的温图为圆形，鼓身比较轻巧，鼓面多为羊皮蒙制，鼓槌多为狍腿或裹以带毛兽皮的木棒。鄂温克族博物馆收藏的温图有三面，其中有两面（3号鼓和1号鼓）分别体现了鄂温克族温图的基本特征：[viii] 鼓形：圆形。鼓面：羊皮蒙制。鼓圈：木框。鼓绳：3根（3号鼓）或4根（1号鼓）牛皮条，两端联接着鼓框和抓环。抓环：金属（1号鼓为铜质，3号鼓为铁质）圆环，位于鼓圈中央。鼓环：由9个铜钱串联在一根粗铁丝上而成，并镶嵌在鼓圈的内框上。1号鼓没有设置鼓环。指环：金属圆环，位于抓环附近。1号鼓没有设置指环。鼓槌：使用带毛的狍腿制作，其下缀以三色彩绸为饰。可以看出，3号鼓的形制与1号鼓的形制有所区别：前者的鼓绳为3根，并在抓环附近设一金属“指环”。这个指环的作用，是萨满演奏时将拇指套进指环，其余四指勾住抓环；这样，温图就能够非常稳固地抓在演奏者的手中了。这种形制的温图，在《少数民族舞蹈选介》中也有一个记载：[ix] 这面温图，鼓面直径为70厘米，蒙皮；鼓圈的宽度为5厘米，用榆木弯制而成；鼓的背面中央用于持鼓的鼓环（抓持用）和旁边的小圈（插手指用）为牛角制，鼓环与鼓圈使用羊皮细绳相连接；鼓圈的内侧附以两条穿着9个铜钱的粗铁丝。这面萨满鼓的鼓槌长约为35厘米，用藤条或竹篾作骨架，外面裹以狍皮，鼓槌尾端缀彩穗为饰。这种三根鼓绳并设有指环的萨满鼓，在呼伦贝尔一带的达斡尔族等民族中也很流行（但有的带指环，有的则不带），是草原型萨满鼓最为突出的基本特征。 2．达斡尔族翁土尔达斡尔族萨满鼓称“翁土尔”，汉译“神鼓”，鼓圈为圆形或椭圆形，木框，鼓面为羊皮或狍皮，鼓绳为3根皮绳，鼓槌为木棍削刻而成，其下缀杂色布穗为饰。巴彦托海一带远近闻名的达斡尔族萨满思琴掛所使用的翁土尔有三面，我们选择了其中大小不一的两面翁土尔作了实测：[x] 鼓形：圆形。鼓面：狍皮或山羊皮蒙之，用圆头铁钉固定在鼓圈木框上。鼓圈：木框，里面涂漆。鼓绳：3根皮条，两端联接着鼓框和抓环。抓环：铜质圆环，位于鼓圈中央；其中一面鼓是由3个铜质圆环组成的抓环。鼓环：由铜钱和小铜铃组成，镶嵌在鼓圈的内框上；还有3组小铜铃镶嵌在鼓圈的外框上，每组4个小铜铃。鼓槌：由硬杂木削刻而成，外裹以布面，尾端缀以杂色布条为穗，布条上锈着图案并缝缀了3个小铜铃。三根鼓绳并带指环的萨满鼓，是巴彦托海达斡尔族萨满鼓的突出特征。这种形制的萨满鼓，在巴彦托海一带的牧区中十分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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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托海萨满鼓形制数据表形制描述鄂温克族温图达斡尔族翁土尔 1号鼓 3号鼓 1号鼓 2号鼓鼓面直径 56.5cm 58.5cm 55cm 48cm 材料羊皮羊皮狍皮山羊皮鼓圈宽度 3.3cm 4cm 6.2cm 6cm 厚度 2cm 2cm 2.5cm 0.8cm 材料桦木桦木木木鼓绳数量 4根 3根 3根 3根材料牛皮绳牛皮绳狍皮条羊皮条鼓槌长度 48cm 67cm(把手17.5cm) 36.5cm(把手13cm) 宽度 2.5cm 2.5cm 厚度 3cm 1cm 1cm 材料带毛狍腿野果木条野果木条抓环外径 6cm 6cm 5～6cm 5cm 内径 5.3cm 5.2cm 3.3～4.5cm 3.5cm 材料铜环铁环铜环（3个）铜环指环直径 2.5cm 鼓环宽度 16cm 24.5cm 12.5cm 高度 3cm 2.3cm 2.5cm 数量 9个 9 9 基本形状圆形圆形圆形圆形三、阿里河萨满鼓阿里，鄂伦春语“磷火”之意，位于阿里河与甘河交汇处，镇以河名，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所在地。该旗地处大兴安岭东南坡，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嫩江西岸。由于山地、丘陵、河谷平原兼具的地理特征，故其生产方式体现出林牧农结合的特点。鄂伦春族萨满鼓称“温图文”，汉译“手鼓”。鼓圈为圆形或蛋卵形，木框，鼓面为驼鹿皮蒙制，鼓绳为8根，鼓槌为带毛狍腿制作。鄂伦春语“温图文”的称呼与俄国境内埃文克人对萨满鼓的称呼“温图翁”、“温格图别恩” [xi] 和达斡尔人对萨满鼓的称呼“翁土尔”以及鄂温克人对萨满鼓的称呼“温图”，在语音上十分接近，应该是同一名称的不同译音。鄂伦春博物馆的文物库房中收藏了20世纪80年代征集的温图文：[xii] 鼓圈:木框，圆形，稍扁。鼓面:驼鹿皮蒙制。鼓绳:皮条，其外又用皮条编成辫花状在靠近抓环边缘收紧。用皮条编结成辫花状的鼓绳，在吉林省永吉一带的满族萨满鼓上偶尔也能够看到。抓环:铁质圆圈，以驼鹿皮包裹之。鼓环:铜质圆圈，6～9片，串联在一根铁丝上，每个铜片用一小铜圈间隔之。鼓槌:狍腿制作，尾段坠以皮制绳套，演奏时套在萨满的手脖上。 20世纪50～60年代大规模的民族调查中对鄂伦春族的温图文也有记述，如《鄂伦春族萨满教调查》中记载的温图文，“是圆形扁平单面鼓，直径约50公分，用公狍皮或老狍皮制成。……神鼓的框架，用落叶松木制成。鼓的背面，把4根[xiii]皮条拴在鼓框上，然后用4～5公分的铜圈或铁圈把4条皮条连接起来作抓手。鼓框边缘，挂以小铃或铁环。”[xiv] 该书所记载的萨满鼓,当地的鄂伦春语称“乌吐文”。《鄂伦春族游猎文化》中记载的一面萨满鼓形制的基本数据与此相同，不知是不是同一面鼓。但“小铃或铁环”（鼓环）是挂在皮条（鼓绳）上而不是鼓框上。同时，该书还记述了这面温图文的鼓槌：“鼓槌是用狍皮筋制作，外面裹以狍腿皮缝好，一头粗，一头细。细头有皮环，勾在手上。”[xv] 这种形制的鼓槌,在大兴安岭地区比较常见，这是因为狍腿之类的东西在林区和牧区并不难觅。并且用带毛的兽腿作鼓槌（或用带毛的兽皮包裹之），柔韧而又富有弹性，不易损伤鼓的皮面。俄国民族学者早期对大兴安岭一带鄂伦春人的温图文也有记述，他们在1915年见到的兴安岭地区的温图文，“呈圆形、近椭圆形或卵形。鼓壁宽达3或4厘米，神鼓用雄狍皮蒙成。”[xvi] 他对温图文的形状、鼓圈的尺寸以及鼓面的材料作了记录，但没有记述这些温图文鼓面的尺寸。这些兴安岭地区鄂伦春温图文的图案非常丰富：“他们的神鼓带有称之为图鲁的树木图案。……在有些神鼓上，在图鲁的周围可以见到各种动物图案。在兴安岭鄂伦春人的另一些神鼓上，中央部分有一个手持神鼓的萨满图形。萨满图形包括一个象征着他身体的圆。第二个圆圈着神鼓的周边，上端和下端断开。在由于线条中断而形成的空隙中，各有四个松树图案。在这四个松树图案之间，画着一些动物和鸟。”[xvii] 目前，大兴安岭一带已经见不到这种绘有图案的温图文了。阿里河温图文形制数据表形制描述 1号鼓 2号鼓鼓面直径 63cm 43cm 材料驼鹿皮驼鹿皮鼓圈宽度 8cm 7cm 厚度 1cm 1cm 材料木条木条鼓绳数量 8根 8根材料皮绳皮绳鼓槌长度 45cm（鼓柄20cm） 35cm 厚度 2.5cm 2.5cm 材料带毛狍腿带毛狍腿抓环外径 6.5cm 6cm 内径 5cm 4cm 材料铁环包皮铁环包皮基本形状圆形圆形四、尼尔基萨满鼓尼尔基，达斡尔语“繁荣”之意，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政府所在地。莫旗位于呼伦贝尔东部，大兴安岭东麓，嫩江右岸；东隔嫩江与黑龙江省的讷河市、嫩江县毗邻，西部与鄂温克族自治旗接壤，南部与阿荣旗相邻，西南是黑龙江省的甘南县。嫩江平原，位于大兴安岭与松辽平原的过渡地带，西自大兴安岭分水岭呈阶梯状从中山、低山、丘陵下降至松辽平原的西部边缘。山地区河谷与丘陵交错，河流众多，河谷阶地宽坦。地理环境的多元化，形成了农林牧结合的特点。达斡尔族博物馆所藏的达斡尔族萨满鼓：[xviii] 鼓面：羊皮蒙制，直径约60厘米。鼓圈：木框，宽度约4厘米，厚度约1.5厘米。鼓绳：牛皮条，共3根。指环：铁质圆圈，直径约3厘米，位于抓环与一根鼓绳间。抓环：铁质圆圈，直径约6.5厘米，萨满持鼓时，将拇指套进指环，另外四指勾住抓环以持鼓。鼓槌：木柄，裹以兽皮，长度约45厘米，鼓柄拴一牛皮绳套，用以套在雅得根的手腕，防止击打时从手中脱落；鼓柄下缀以皮条带为穗。这种形制的翁土尔应该是由巴彦托海一带流传过来的。据较早时期民族学考察的资料记载：巴彦托海索木的一面达斡尔族翁土尔，是把宽约寸余的木板条弯成圆圈，鼓面直径约二尺许，用山羊、牛犊皮、狍皮或疯狼皮糊成的单面鼓。鼓圈上钉三个铁圈，各系皮条一根，在鼓面中心的抓环上汇合并固定，作为萨满持鼓之用。这面鼓的鼓槌，是“用藤条做心，用哈达捆住，外面套上带毛的兽腿皮而成。槌柄穿眼，串皮条做带，作为击鼓之用。”[xix]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形制的翁土尔所用鼓绳也是3根，并且与我们现今在巴彦托海一带对达斡尔族萨满鼓的考察结果相符。达斡尔族这种形制的萨满鼓，最为突出的特征是用3根鼓绳连接鼓圈与抓环并设有指环。因而，这是我们认定这种类型萨满鼓来自于牧区巴彦托海的理由之一；同时，与其它地区流行的达斡尔族萨满鼓进行形制上的比较结果也证实了这个推测：跨过嫩江，在黑龙江省达斡尔族聚居区（譬如齐齐哈尔的梅里斯区）流行的翁土尔多为4根鼓绳。这正是萨满文化传承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地域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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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中小发表于 2007-12-10 15:45 只看该作者

综上所述，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互相融合、互相影响，形成了共同的意识形态——萨满信仰。同时，由于自然环境的多样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所影响，在传承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形制不同的萨满鼓类型。林区的山林型萨满鼓和牧区的草原型萨满鼓，是呼伦贝尔萨满鼓的基本类型。此外，还有具有不同倾向的混合型萨满鼓。敖鲁古雅萨满鼓属山林型，巴彦托海萨满鼓属草原型，阿里河萨满鼓和尼尔基萨满鼓属混合型。林区山林型的萨满鼓：以大兴安岭北段西坡森林腹地的敖鲁古雅一带流行的鄂温克族温图为其典型，这种类型的萨满鼓，鼓体沉重、粗旷，鼓圈宽大，为“上圆下尖”的蛋卵形，鼓面为鹿皮蒙制；鼓的制作材料主要为木、皮、铁；鼓槌粗短，为木板槌体面附带毛兽皮。其形制风格保持了原居地勒拿河流域萨满鼓的特点：在鼓圈中央设有十字形煅铁把手，制作工艺与原居地雅库特人的萨满鼓相同。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等民族均经历过渔猎经济时代，故而，这种形制的萨满鼓保留了满洲阿尔泰语系诸族早期萨满鼓的基本特征。牧区草原型的萨满鼓：以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中心巴彦托海一带流行的鄂温克族温图、达斡尔族翁土尔为其典型，这种类型的萨满鼓，鼓体比较轻便，鼓圈较小，为圆形；鼓面多为羊皮；鼓的制作材料主要为木、皮；鼓绳多为3根；鼓槌细长，多为狍腿加工制作。混合型的萨满鼓：从总体特征来看，大兴安岭东南麓鄂伦春自治旗一带流行的鄂伦春族温图文，在形制上更接近于林区山林型的萨满鼓：鼓绳为4根，使用鹿皮蒙制鼓面。大兴安岭南麓、嫩江右岸河谷地带流行的达斡尔族翁土尔，在形制上更接近于牧区草原型萨满鼓：鼓绳为3根，使用狍腿制作的鼓槌。同时，它已经体现出邻近黑龙江地区民族（满族等）田野型萨满鼓的某些影响。在呼伦贝尔地区，自然环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对萨满文化形态的形成在信仰对象上也有深刻而又鲜明的影响：相同聚居地域中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具有共同信奉的神灵，譬如林区的山神“白那恰”（达斡尔、鄂温克语为“白那查”）和牧区的畜牧保护神“吉雅其”。白那恰，是统辖山林中的动植物的山神。狩猎丰收需酬谢白那恰，久猎无获也需祈求白那恰。吉雅其，“原是一位深知马的习性、勤劳而又热情的牧马人”，[xx] 死后成了护佑牲畜的神灵。通过祭祀吉雅其驱除瘟灾，使得人畜平安、牧业兴旺。这些神灵崇拜及其与之相关的祭祀仪式，是这些民族解决生死、衣食、生育和战争胜负问题的精神渠道。山神属自然崇拜范畴的典型，牲畜保护神则属祖先崇拜范畴的典型。显而易见，它反映了一定经济形态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于解决人与自然紧张关系需要而产生的观念体系。如前所述，呼伦贝尔地区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民族分布的格局，是17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当时的主要生产方式为渔猎、游牧经济，即使较早进入农耕经济的达斡尔族，也因其部族分布不同而有所不同，地处呼伦贝尔地区嫩江西岸的达斡尔人也没有摆脱当地自然条件的制约与影响。呼伦贝尔境内大兴安岭泰加林区的猎民，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政府的强制安排下开始下山定居。目前，在根河市的敖鲁古雅只有极少几户猎民保有在当地政府归定的范围内按定额上山打猎的资格（据说今年也要彻底“下山”了），而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早在1996年就颁布政令实行全境封猎。[xxi] 随着社会变革特别是现代化进程速度的加剧，呼伦贝尔地区诸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萨满信仰及其祭祀仪式日渐式微，频临灭绝的境地。田野考察的结果表明：完整的传世萨满祭祀仪式已经不复存在。我们今天能够寻觅到的萨满鼓，大多已经成为当地民族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譬如难得一见的敖鲁古雅萨满鼓，是“文革”前由民族工作者从当地征集到的民俗文物珍品，几十年来由民委系统转到文化系统，又由文化系统返还民委系统，几经辗转，现在仍然查无下落。倘若不是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专家们当时为了建馆而进行了惟妙惟肖的精心复制，我们现在恐怕只能在国外人类学家早年对雅库特人萨满考察的照片上看看这种形制的萨满鼓而已。因此，本文所列萨满鼓的实例以及所引述的人类学资料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左右的基本状况（包括现在按照传统方式制作并使用的个别达斡尔族萨满鼓）。而当时，呼伦贝尔一带特别是生活在林海雪原林中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依然维持着传统的基本生产方式。[xxii] 鉴于此，我认为作为呼伦贝尔萨满鼓基本类型的山林型和草原型萨满鼓，是满洲阿尔泰语系诸族萨满祭祀仪式用鼓的传统样式，它保留了萨满文化古老的传承基因。由于民族分布的“大分散，小聚居”所形成的民族间既独立又混合的居住特点，大兴安岭地区这三个民族萨满鼓类型之差异，更多地呈现出来的是地域性而非民族性的区别——同一自然地理环境中生产方式相同的民族往往使用相同类型的萨满乐器。就萨满文化的研究范围而论，不仅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是这样，其他少数民族亦如此。譬如巴尔虎蒙古人、察哈尔蒙古人和科尔沁蒙古人，因聚居地区之不同，他们所使用的萨满鼓的形制也有所不同，各具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故而，仅用“民族”为标尺来考量其文化特征往往难以奏效。本文对呼伦贝尔萨满鼓以自然环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特征为标准进行分类，而不采用学术界惯常的“民族”分类法，旨在充分体现萨满乐器与其生成条件的有机联系；同时，这也是从因民族交错聚居而可能造成的重复性描述中解脱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以此为标准进行萨满乐器分类，满洲阿尔泰语系诸族的萨满乐器有三种基本类型，即：林区—山林型萨满鼓、牧区—草原型萨满鼓、农区—田野型萨满鼓。呼伦贝尔一带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萨满鼓主要为山林型和草原型，而较早进入农耕经济的满族和与其邻近的科尔沁蒙古族，其萨满鼓为典型的田野型（另文讨论）。这三种类型的萨满鼓，是伴随着东北少数民族由森林到草原再到田野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发展路向而形成的。但由于民族间的历史发展进程并不一致，有的民族走完了这个历史进程（如满洲族、锡伯族和部分达斡尔族），有的进入了田野又退回了草原（如大部分蒙古族），有的则始终在森林和草原之间徘徊（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因而形成了当今萨满鼓分布的不同地域特征。以地域为单元所作的跨民族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自然经济条件下一个民族所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是乐器形制特征形成的重要因素。在随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而濒于灭绝境地的萨满文化中，由于地处林海雪原加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等原因，呼伦贝尔一带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萨满祭祀仪式中的山林型和草原型萨满鼓成为东北亚地区萨满鼓的活化石。与其他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具有萨满信仰的民族（如满洲族、蒙古族等）相比较，呼伦贝尔这种类型的萨满鼓保留了更多的原始宗教文化基因。因而，对呼伦贝尔萨满鼓的研究结果，将成为我们对萨满音乐作逆向考察与研究的重要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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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中小发表于 2007-12-10 15:46 只看该作者

注释： -------------------------------------------------------------------------------- 满洲族萨满音乐研究的专著：《单鼓音乐研究》（刘桂腾著／1991）、《满洲族萨满跳神研究》（石光伟、刘厚生编著／1992）、《满洲族萨满乐器研究》（刘桂腾著／1999）；蒙古族萨满音乐研究的主要论文：《蒙古族萨满音乐》（乌兰杰／1997）、《论“安代”歌舞与蒙古博教音乐间的亲缘关系》（包·达尔汗／2001）等；毕力士·杨早期发表的论文《满洲地区“萨满歌曲”探析》，文涉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的萨满音乐；此外，还有一些近年来发表的关于萨满音乐研究的论文，如《论达斡尔族的萨满音乐》（其那尔图／1997）、《巫堂歌曲与雅德根歌曲的比较研究——汉城、齐齐哈尔两地萨满歌曲采风收获》（曹允贞／1999）等。 [ii]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三号），国家统计局网站。 [iii]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三号），国家统计局网站。 [iv]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三号），国家统计局网站。 [v] 纽拉讲述，孟和、玛尼记录整理，载《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鄂温克族卷），第139页。 [vi] 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藏，刘桂腾2002年7月和2003年3月两次对这面萨满鼓进行了实物考察。 [vii]《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中记载了对当地鄂温克人调查的结果，当地的鄂温克人说：“我们鄂温克人的故乡是在雅库特州的列拿河一带，是三百多年前从列拿河搬到额尔古纳河来的。”第105页。 [viii] 刘桂腾2002年8月采自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 [ix] 参见马薇《山林气息浓郁的鄂温克舞》，载《少数民族舞蹈选介》。转引自《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鄂温克族卷），第177页。 [x] 刘桂腾2003年3月采自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 [xi] 埃文克：俄国称境内的鄂伦春族为“埃文克人”。A·И·马津《埃文克-鄂伦春人的萨满教》，载《萨满教文化研究》第二辑，第85页。 [xii] 刘桂腾2002年8月采自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 [xiii] ：驼鹿。 [xiv] 关小云、王宏刚《鄂伦春族萨满教调查》，第117页。 [xv] 赵复兴《鄂伦春族游猎文化》，转引自《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鄂伦春族卷），第45页。 [xvi] 孙运来编译《黑龙江流域民族的造型艺术》“埃文克人”，第76页。 [xvii] 孙运来编译《黑龙江流域民族的造型艺术》“埃文克人”，第76页。 [xviii] 刘桂腾2002年8月采自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 [xix] 参见满都尔图《巴彦托海索木达斡尔族情况——达斡尔族调查材料之二》，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达斡尔族卷），第345页。 [xx] 秋浦主编《萨满教研究》，第97页。 [xxi] 鄂伦春猎民直到1958年才实现全部定居。1959年后，随着林区的开发森林中的动物锐减，但猎民“定而不居”小规模游猎的情形依然存在。1988年自治旗政府制定了“林农为主，牧猎结合，工贸并举，多种经营”的发展战略，鄂伦春族猎民既从事猎业也从事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但仍有部分猎民仅靠打猎为生。1996年1月23日，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旗长孟松林在全旗禁猎大会上宣告：在全旗范围内实施禁猎。鄂伦春猎民从此告别猎业，正式步入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发展之路。对于鄂伦春人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参见林坤《鄂伦春自治旗志》（1989～1999）“特记”，第9页。 [xxii] 鄂温克族猎民直到1965年才实现全部定居，从简陋的“撮罗子”搬进了“木刻楞”。但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猎民始终过着长时间在山上打猎短时间到定居点生活的“定居游猎”式的劳动生活；1981年敖鲁古雅由猎民村升为民族乡后，鄂温克族的猎户和游猎范围进一步缩减；1985年在政府的安排下，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猎民全部住进了由“木刻楞”翻盖而成的砖瓦房。鄂温克族由此而基本上告别了游猎生活，实现了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转变。参见孔繁志《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定居”，第3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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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苔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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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中小发表于 2008-6-10 15:32 只看该作者

谢谢

非常需要这方面的资料，非常好，很详细，多谢了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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